《朱子語類》卷八十三是關於《春秋》的記載，其中無可避免地談及經學和史學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在朱子的心中，史學和經學之間存在著「不即不離」的關係，也就是說，史學不可以不講義理，經學不可以違背事實。但是，經、史關係玆事體大，要談論這樣的大問題，先要對一些經、史著作有點概略的了解。朱子在談《左傳》的時候，隨口談了些史書，其中對《資治通鑑》談得最多，也頗為中肯，值得稍作介紹。

    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榖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如遷固之史，大概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賊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温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間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世勢，劇孟輩亦係輕重。知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事卻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若？

    朱子的這一段話，主要談到《通鑑》，他顯然對於司馬光撰寫《通鑑》的取材態度有所不滿。朱子覺得有一些可以反映當時情況的負面事情，儘管是權謀、欺詐、陰險等等，寫史之時還是不宜刪去，仍應記載。刪去這類事情，只記載有正面意義的好人好事，並不表示就是一本讀來可以獲益的好史書。史書還是要記載事情的來龍去脈，時代的發展大勢，以及當時社會的整體風貌，至於事情的是非對錯，可以另外討論。朱子在這方面對《通鑑》的不滿，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還有相當直接的批評。例如：「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如：「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朱子認為寫史應該「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反對「以有無其事為褒貶」，這個論點在今天看來，仍然值得肯定。相對而言，《通鑑》取材的盲點也就十分明顯了。

我們來看看朱子所舉的三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陳平獻策劉邦離間項羽君臣之事，《通鑑》載於卷十，漢高帝三年（西元前二0四），錄於下：「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性讒，必相內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 』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朱子認為《通鑑》只取了下一段，不如連上一段也一起記載為佳。上一段見於《史記、陳丞相世家》，亦錄於下：「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___』」朱子認為應予全載，而未為《通鑑》選取者，只不過是陳平比較項、劉二人風格的一些觀察而已。可知朱子很看重視陳平的這一番話，認為有助於對當時全局的了解，刪去十分可惜。資料的取去，在於是否重要，而其認定往往依憑主觀的判斷，實無一定標準可循。我們不能從這一段資料的選取就說：朱子對，司馬光錯；或是朱子很高明，司馬光很平庸。但我們可以想像，朱子在讀《史記、陳丞相世家》時，對陳平的這番話留下深刻印象，覺得對於劉項之爭的了解頗有幫助；讀《通鑑》時，沒看到這一段，感到惋惜，也就對學生說了出來。所以，朱子講得是否高明，您是否同意，就請您問問自己：陳平的這段話，精彩嗎？不予刊載，可惜嗎？

第二個例子，是西漢初年七國之亂時，劇孟見周亞夫的這一幕，《通鑑》略去不載。司馬光在《通鑑考異》中作了說明：「《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我們看看《史記、游俠列傳》是怎麼寫的：「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朱子讀《通鑑》，顯然不能同意司馬光的處理方式，他認為劇孟這類大俠，在當時是頗有實力，應該是關乎輕重的。朱子的看法無疑來自《史記》中的敘述，如「以任俠顯諸侯」，以及「劇孟母死，自遠方迭喪蓋千乘」之類的話語，讓他想像當時情景，深感劇孟雖然只是一位大俠，但其社會影響力實不容小覷，這點正是司馬光未能見到，或不予置信的地方。也許，晚唐錢起的詩：「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已將劇孟的大名深植讀書人的心中，成為共同記憶，朱子對於這種情懷無寧也是十分尊重的。今天的歷史研究，也是認為漢初的一位大俠，像劇孟這號人物，必然有其十分可觀的社會影響力，而這個論斷，朱子早已提出，實在令人佩服。

第三個例子，也是七國之亂。《通鑑》卷十六，有一段記載，錄於下：「（吳）王專并將兵。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哪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病。」這一大段文字皆取自《史記、吳王濞列傳》，幾無改動。胡三省的讀後心得是：「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至於敗。」朱子並不懷疑這條資料的可靠性，但他質疑司馬光，你既能相信周丘一夜得三萬人這件事，你為什麼不相信劇孟呢？是不是因為劇孟很有名氣，你就有了警惕，而對於毫無名氣的周丘就不知不覺地抄錄下來？這樣寫歷史，是好的寫法嗎？朱子認為司馬光很不喜歡劇孟這類人物，但是，朱子要司馬光想一想，假設你自已像周亞夫一樣帶兵出征，遇到劇孟這類豪俠人物，你怎麼辦呢？當然，北宋的司馬光不可能回答南宋朱子的問話，而朱子用這種方式講給學生聽，無非是要學生讀歷史的時候，儘量設身處地，神入其境，進入當時的情景與人們的心中，想像體會，方能真有所得。

朱子在談論《資治通鑑》之前，還談到《史記》、《漢書》、《後漢書》，都很簡略，但也值得一談。朱子對《史記》和《漢書》似乎也有所批評，話語不大太客氣，主要是欠缺義理內涵。然而只就史書來說，朱子對這兩部書仍然相當欣賞。在《語類》的同一卷中，朱子對學生說：「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在《語類》的〈歷代一〉中，朱子更是開宗明義地講：「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又說：「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講得都很中肯，有見地。

朱子對《後漢書》批評得很嚴厲，可是談得不多，真正的看法並不清楚。在上引文中，朱子明顯對范曄十分不滿，似乎是由於范曄的人品太差，連帶他的著作也很糟糕。這樣的論斷當然是過於粗糙，難以服人。由於資料太少，很難深入討論，這裡只能對朱子說范曄做賊的事，略作說明。 范曄是南朝劉宋時人，聰明自負，頗有名氣。孔熙先的父親犯罪，因彭城王劉義康的救援獲免，劉義康遭宋文帝罷黜，孔熙先要為劉義康報仇，策劃謀反。孔熙先經由范曄外甥謝綜的介紹，結識范曄，經常與他賭博，輸了很多錢給他，成了親密朋友，鼓動他參與謀反之事。范曄碍於情面，就答應了，一些文件、信札都出於其手。謀反事發，范曄、謝綜、孔熙先被捕，送付廷尉，進行審訊。孔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宋文帝大為欣賞，說以你的高才而屈就小官，是我對不起你。又責備主管人事的吏部尚書，讓孔熙先三十歲還作小官，他那能不做賊。但是，范曄的表現卻讓人覺得恥笑，我們看《通鑑》的記載，在卷一百二十四，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

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胡三省注：嵇康為晉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為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色不變。）曄本意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顏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真是讓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朱子說范曄做賊自敗，大概也是從這個印象發展出來的。不過，我們不要忘了范曄是極有才氣的人，他對自己的著作極為誇耀，我們看看他怎麼說自己的史學作品，見於他在獄中所寫的〈與諸甥姪書〉：

    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至於六夷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好像連班固也不幾放在眼裡，真是夠狂傲的。但是，范曄的話不全是身繫獄中的口發狂言，他的《後漢書》確實是一部相當精彩的史書。清代考據名家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有一條〈范蔚宗以謀反誅〉，為范曄翻案。理由就是寫得出這樣好的書，其人怎麼會謀反呢？王鳴盛是這樣說的：「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姦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亂，必不為也。」不過，歷史記載范曄確因謀反被殺，怎麼解釋呢？王鳴盛的說法是：「計范蔚宗性輕躁不謹，與妄人孔熙先往還，是其罪耳，決不當有謀反者也。___然則蔚宗特知情不舉，乃竟以為亂首之人，何哉？蔚宗善彈瑟琶，文帝欲聞，終不肯，其耿介如此。序香方，一時朝貴，咸加譏刺。想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傾陷。」您能同意王鳴盛的解釋嗎？范曄只是因為得罪了皇帝與大臣，就被認為是亂首之人，可能嗎？范曄原先也想扺賴，不肯承認參與謀反，孔熙先把他寫的文件、信札等物呈上之後，他也只有俯首認罪。所以，王鳴盛的反駁是難以成立的。

如果說，朱子不喜歡《後漢書》，不予較高的評價，只是由於著者范曄人品不高，我們不能同意；而王鳴盛認為《後漢書》既是一部精彩的史書，它的作者就不可能謀反，我們同樣不能贊成。一部史書是否精彩，與作者人格是否高尚，其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關係。人世事務紛紜複雜，不是簡易的原則所能解釋，我們讀歷史時，應該常記在心，不可或忘。

 

本文已刊出，見於《歷史月刊》第204期，即2005年1月號，頁1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