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是一個新名詞，中國在北宋時代古器物學就相當發達，呂大臨著《考古圖》完成於1092年，距今已有九百多年。他們把看到的古代青銅器，做了相當清楚的描述，記錄了出土的地點，器形的特徵，還有大小尺寸等等。他們不但用文字來說明，還盡量把這些青銅器的樣式，以及青銅器上的銘文，都畫了下來。不只如此，這些宋代的「考古學者」，還從器形與紋飾方面作了分類的工作，這些成果到今天仍有參考的價值。所以，我們實在不能忘掉他們的業績，不能一提到「考古學」，就認為那是一門從西方傳入的新興學問。

    但是，傳統的古器物學只是今天「考古學」範圍中的一支，儘管成績不差，卻已經不再是考古學的主流，更不能視為考古學的代表了。今天，談到「考古學」，首先讓人想到的，就是「田野工作」和「發掘新材料」，而這也是現代考古學的特點所在，與傳統的古器物學之間，已經有了很大的距離。當然，現代考古學是從西方傳入的，如果我們要問：是什麼人把現代考古學介紹到中國，為中國學界所認識，而且栽培出一批優秀的現代考古學者？是瑞典人安特生，這位對為北京人的發現有貢獻，也是仰韶文化的發現者嗎？應該不是的，因為安特生是一位地質學者，他固然首先將田野工作與發掘新材料的方法運用於中國，並且獲致巨大成就，但他並沒有把現代考古學這門學問完整的體現出來。那麼，是誰做了這項工作，既掌握了現代考古學這門新學科，同時也讓中國學界認識了它，發展了它，使這門新學問在中國大地上開花結果？這個人就是李濟，學界譽之為：「現代中國考古學之父」。

    李濟（1896-1979），出生於湖北鍾祥，進入現代學校之前，接受過傳統教育。1909年，考入清華學校；1918年，赴美留學；1923年，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隨即回國。他從事許多實際的考古工作，教導許多年輕的考古工作者，也規劃成立了若干考古學的研究與教學單位。這裡，我們不想細數李濟在考古方面的經歷，而是借用他的學生，著名的考古學家張光直的論述，介紹李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特點與貢獻。文字選自張光直所撰〈《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後記〉，載氏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84年。

    本書所選收的論文中，有一大部分是關於殷墟發掘或殷墟器物的，可見殷墟發掘不但在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上有過支配性的地位，而且在李濟先生一生考古研究的發展上也占有中心的地位。李濟先生在殷墟研究上有兩個特點。其一是李先生在資料中能夠靈活地抓住關鍵問題，而就這些問題廣泛、多方面討論的展開，在中國考古學上常常是獨開生面的新的研究園地。例如，從端方柉禁器組的研究，李濟先生抓到了殷周文化地方形態的問題；從青銅咒與松綠石鑲嵌花紋的分析抓到了狩獵卜辭、動物骨骸與裝飾紋樣之間的問題；從紋飾款式的分析抓住了殷商文化複雜的歷史背景問題；從人像姿勢研究抓住到中國古代民族分類與源流的問題。資料的報導本身並不是自放自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資料在報導之前先需分類，而分類問題在方法上有很大的複雜性。但是這類工作方法是可以訓練得出來的。從資料中抓關鍵問題則既需要觀察事物的經驗，又需要對事物彼此之間聯繫關係的敏感，不是完全靠後天培養出來的。李濟先生對殷墟研究的成績，從這個觀點上看，可以說是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一筆遺產，因為這是最帶有他個性的一筆遺產。

    李濟先生對殷墟的研究的另一個特點，可以說是他在這筆資料裡所抓到的最大的一個關鍵問題，那便是從殷墟抓整個中國古史中橫來豎去的條條線索。由於甲骨文字的發現，殷墟是中國三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的開端，而它的考古遺物又是向上追溯古代文化的史前背景的一大串鑰匙。它不但承先啟後，而且像一條御馬的韁繩一樣控制著史學者從黃河流域的中原向東西南北各方的奔馳探索。這裡面的種種關鍵、種種問題，李濟先生在他的兩本綜合性的專書裡，即《中國文明的開始》（1957年）與《安陽》（1877年），在他的許多論文裡，如〈安陽的發現在中國可考察歷史寫下新的首章上的重要性〉（1955年）」、〈安陽的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1969年），及〈殷商時代的歷史研究〉（1969年）等等，作了有深度、有見解，而且非常謹慎的發揮。這些在今天的眼光看來，還是有很大啟發性的。

    我們從張光直的這兩段話中，可以清楚看到，李濟先生的主要方法就是「抓問題」。「抓問題」決不是容易的事，尤其要抓的是一個又一個的關鍵問題，更非易事。如果我們問：如何才能在一個領域中抓到大問題？甚至如何才能抓到關鍵問題？答案可能只有一個，那就是你一定要有足夠的知識、充分的理解；惟有掌握了全面的、整體的認識，才能發現問題在哪裡，關鍵又是什麼。如果，我們進一步問：如何才能對某一領域有足夠的知識，充分的理解呢？答案也可能只有一個，就是你必須讀得多，想得細，也就是朱子教人讀書時常說的「熟讀精思」，捨此似無他途。

    「熟讀精思」，說來不難，做來卻十分不易。我們走進圖書館，看到各種門類的書籍，滿滿的一架又是一架，不管那一門類的書籍，都多到讓我們不知如何下手挑選的地步，難道這麼多的書，我們都要熟讀嗎？當然不是，我們要嚴加挑選，而且要排出閱讀的前後次序，這也是朱子的讀書法中所說的「循序漸進」。至於我們如何在這書海中，排出先後的閱讀次序，那就要向老師請教了。從另一方面說，只要我們起步的時候選對了書，讀完了它，很可能知道下一本該讀是什麼書。也就是說，書本之中自有一個內在的系統，讀完了這一本，就知道下面該要找哪一本來讀。順著這樣的脈絡讀下去，自然也是「循序漸進」。下一個問題就是怎麼讀，才能有所進步，這就是「精思」的重要了。「熟讀」與「精思」決不是分開來的兩件事，而是決不可分的一件事。我們在讀的時候，一定要用腦筋，不是去找「問題」，去發現「錯誤」，去選「材料」，而是去瞭解書中的意思。書中的主要內容以及它的含義，固然必須深刻瞭解；就是作者寫此書時採用的策略和方法，他的思慮與關懷，也必須細加體會。 

    除了「抓問題」，張光直的介紹中還提到了「分類」的方法。這讓我們想起羅振玉與王國維，他們在古史研究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享有極高的名聲，而他們工作中最為基本的方法，就是「分類」。張光直說，「分類」的方法，儘管有很大的「複雜性」，卻是可以訓練得出來的。我想，所謂的複雜，應指面對的材料，林林總總、形形色色，做好分類，應是解決問題的基本功夫。如何做得好呢？看來非有清晰的頭腦和堅忍的毅力不可，這是一種能力，是後天可以訓練得出來的能力。問題是，我們的教育過程中，曾否考慮到要多多培養這種能力？我們希望，學校課程應該要求學生多用腦筋，多思考問題，設法用自已的力量去解決問題；而不只是要學生無止境的背誦一些考過即忘的「知識」，特別是歷史這門課程。